《出身论》惊天动地

　　这个故事发生在首都北京。遇罗克乃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第一批少先队员，他在学习上非常刻苦，行动上严守纪律，政治上要求进步，一上中学就写了加入共青团的申请。在他青春的心灵里，还立志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。可惜，不幸，父亲虽然是拥护共产党、拥护社会主义、拥护毛主席的知识分子，却因出身不好，致使儿子在学校受到歧视和羞辱。

　　有一次，带政治课的班主任，上政治课时，当着全班的男女同学，向遇罗克吼道：

　　“地主遇罗克，站起来。站到前面来。脸向着全班同学。头低下来。”

　　今天是上政治课，要讲阶级敌人这一节，班主任在讲台上，宣读课本的课文，转而向全班学生们联系实际说：

　　“同学们，今天，我们学习阶级敌人这一节，我来联系实际讲。遇罗克是地主，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。他的祖父母是地主，他的父母是地主，他是地主。将来，他的儿女是地主，他的孙儿孙女是地主。地主压迫我们劳动人民的本质是不能变的，代代相传，永远不变。遇罗克的祖父母是我们的阶级敌人，遇罗克的父母是我们的敌人，遇罗克是我们阶级敌人。遇罗克的儿女是我们的敌人，遇罗克的孙儿孙女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要永远仇恨遇罗克的祖父母，要永远仇恨遇罗克的父母，要永远仇恨遇罗克。将来，还要永远仇恨遇罗克的儿女……”

　　这些年纪十几岁的少年，自生下以来，就经常接受阶级仇恨的教肓。有的成份好的父母，向刚生下来的小宝宝进行的教育，便是阶级仇恨教育：

　　“小宝宝，你好幸运！生到我们成分好的家里来了。长大后，不要跟那些成分不好的孩子玩。”

　　所以今天，班主任讲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课，使他们把阶级仇恨的眼光，一齐投向站起来的遇罗克。

　　遇罗克站在几十位同学们的面前，班主任把自己当做阶级敌人，理论联系实际讲政治课，成了在同一间课堂上课，同一个操场玩耍的小伙伴们的阶级敌人，心里冤得好难受！他一眼瞄见桌子上自己裁纸的小刀，真想用这个薄薄的小刀将自己的心掏出来，让同学们看一看：同学们呀，我跟你们是一样地受着共产党的教育，我热爱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劳动人民，热爱祖国，热爱毛主席。班主任呀，我热爱您！亲爱的同学们，我热爱你们！我不是你们的敌人。你们将我当做阶级敌人来上政治课，冤得我心里好难受呀！外面射进来的阳光，我有份；流进来的新鲜空气，我有份；热爱共产党的权利，我有份；为什么要将我打下黑暗的深洞，打入窒息的水底？为什么剥夺我热爱共产党的权利？剥夺我享受明媚的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权利？

　　我遇罗克这些真诚，讲讲可以吗？不必讲了，今天这堂课，班主任是将我当成活教材，是不容许我讲的。可是我是不是可以向班主任提学习上的问题呢？

　　于是，遇罗克等到班主任讲课告了一个段落后，大胆举起手来，向班主任问道：

　　“老师，我读过周总理的传记，知道周总理的祖父，是前清的秀才。那么，周总理的父亲，是不是能算成前清的秀才呢？周总理本人是不是能算成前清的秀才呢？”

　　班主任当然不能这样推算。

　　遇罗克不等班主任的回答，一鼓作气继续提问：

　　“老师，我读过毛主席的传记，他的家在进行士地改革时，毛主席特别向乡村干部写信，认为他的父亲应该划为富农。那么，父亲是富农，儿子毛主席是不是能算成富农呢？毛主席的儿子是不是能算成富农呢？毛主席的孙子是不是能算成富农呢？”

　　班主任当然不能这样推算。不能因为毛主席父亲是富农，而将毛主席算成为富农；更不能将毛主席的儿女和孙儿女，也算成为富农。所以，不需要遇罗克再多讲了，全班的同学们，都明白了班主任将遇罗克当成地主，作为阶级敌人上这堂政治课，是不对的。有的同学喊着遇罗克：

　　“遇罗克，回到座位去，坐下来。你赢了。”

　　然而，现实终归是现实，遇罗克因为出身问题，入团、入党、上大学皆与他无缘。中学毕业后，就连职业也没有固定的，辗转当学徒工，谁也不敢将好工作岗位，给出身不好的遇罗克。有了做学徒工的地方，小遇学习劲头不减，入团的态度不变，入党的志愿更是坚持。在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，开始钻研马克思、恩克斯的著作。从马、恩、毛的著作中，寻找他无法理解的现实问题。

　　1965年11月，遇罗克对署名姚文元写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向报社寄去了批驳文章。他用马列主义的观点，用他掌握的文史知识和炼就的犀利文笔，对姚文作有条有理的分柝，然后给以严励的谴责。报社当然收到了这篇文章，编辑们知道姚文是通天的文章，只有将这一名叫做遇罗克的批驳文章，送给姚文元。姚文元是否送给张春桥，张春桥是否送给江青，江青又是否送给毛泽东，谁都无从知道。不过，这次还好，没有找遇罗克的麻烦，以不回信而了之。

　　1966年5月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是那篇姚文元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。遇罗克预感将有大考验，等候着自己，8月的一天，把自己的日记，文稿等不必保留的东西皆付之一炬。只留一本蓝皮的“北京日记”。因为这内面记的却是文革开始后，他最为成就的思想。他把这个日记本，托妹妹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。不料还是被红卫兵发觉了。这些闪光的东西，被当作变天帐，遇罗克成了现行反革命，而受到批判。

　　1966年9月，遇罗克开始撰写《出身论》。埋藏在心底的觉醒，使他决心向危害社会发展的反动封建血统门第论宣战。

　　《出身论》第一句是这样写的：

　　“家庭出身问题，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。”

　　遇罗克对全国的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，包括右派分子的子女，劳改释放犯的子女，作了粗略的推算，指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当然，这时，遇罗克还无法看到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刘少奇等等的子女，后来都归入了出身不好的行列。如果再把犯过错误的干部子女，做过小偷的子女，对领导不满的子女，判了刑的子女，父母或祖父母在境外的子女，等等，都包括进去，这个数字就大得很。他们由于父母或祖父母的关系，在有关本人前途的政审中，是通不过的，享受不到平等的待遇，受到歧视。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晚年，把中国社会引导到“出身决定一切”了。

　　遇罗克在文章中继续写道：

　　“多少青年，死于非命，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。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，不能不正视，不能不研究。中国封建帝王的朝代，曾有过盛行门第血统的黑暗时期。但在某些朝代，有一些明君，实破门第血统的限制，用人唯贤，不讲出身血统门第。”

　　遇罗克在文章的最后发出呼吁：

　　“同志们，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像继续出现吗？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烂泥污水吗？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？”

　　同时10月，《出身论》终于写成了，遇罗克先寄给党中央，后来，他就找来几个同学办起了《中化文革报》，全文刊截《出身论》。第一期3万份，一售而空。很快再印6万份，又全售尽。在北京，多少人在阅读，在传抄，在沉思，在讨论。《出身论》无翅而飞，飞向了全中国。全国各地在翻印，在转售，成了中国当时第一畅销书。

　　《出身论》的发表，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，惊动了中化神州大地。信件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来。来信中有黑九类人的后代，也有红五种人的后代。来信分析了封建社会里的世袭制度，认为人民共和国不应该讲究出身，这是违背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。还有的来信，给遇罗克提供了更多的出身岐视猖獗的情况。出身简直真正成了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。当然，《出身论》也招来了一些强烈的反对和咒骂，卖《出身论》的人和读《出身论》的人，被围攻，被殴打。

　　遇罗克的这本《出身论》，在全国的大畅销，迫使中央文革表态了。1967年4月14日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，在全国一个大会上表态说：

　　“《出身论》是反动的。”

　　年轻的遇罗克，面对来自权力项峰人物的强大压力，四、五月间，他5次上书毛主席，明确表示说：

　　“戚本禹同志在4月14日的大会上，说我这个最普通的学徙工，写的《出身论》，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，我不同意。”

　　啊，遇罗克的《出身论》通了天，惊天了。1967年底，遇罗克被捕了。在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，遇罗克大义凛然，唇枪舌剑，同预审庭展开不屈不挠的抗争。预审庭宣布：

　　“你那次写的一篇攻击姚文的文章，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。”

　　遇罗克说：

　　“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。”

　　预审庭宣布：

　　“你的《出身论》，中央领导同志表态是反动的。”

　　遇罗克说：

　　“出身问题已经成了中国一大社会问题。”

　　在狱中，遇罗克依然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同时，也鼓励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抓进来的难友们，学习毛主席著作，遇罗克心底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概念。他批驳姚文元，那是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，他没有动手打姚文元，更没有动手杀姚文元，仅仅是写文章批判而已。我遇罗克不会判以死刑吧。可遇罗克在狱中，是作死刑犯对待的，他多次被戴上背铐，折磨着这位纤弱的青年。他的背已经微微驼了，头顶开始渐渐秃了，脸色看不到人的血色。但他心脏里为真理斗争的烈火，还在熊熊燃烧，他不承认有罪。

　　虽然“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”和“恶毒攻击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“的罪名不能成立，但这时的法庭，不知来自哪方面的指示，还是决心以“思想反动透顶”、“大造反革命舆论”等罪名，准备判决遇罗克以死刑。在第44次审讯中，当审讯人员骂他是“死反革命”时，他听到了话音里的杀机，起初有点愕然，难道凭一篇文章就定死罪吗？继而他镇定了下来，冷静地说：

　　“我尚年轻，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，死了不好。”

　　在之后又一次的审讯中，遇罗克对法庭欲判死刑提出抗议：

　　“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，你们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。”

　　审讯人员觉得这个青年不可理解，问他：

　　“遇罗克，你为一篇《出身论》去死，值得吗？”

　　“值得，完全值得。你对家庭问题没有体会，而我两次高考，虽然成级优异都没有录取。像我这样受岐视的人，在全中国不是少数啊 ！可以说，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，就是被岐视的。啊，我没有想到一篇《出身论》会影响这么大，震动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，常使我流着眼泪。我永远不忘啊，有姐妹俩，找到我和我的同学们说： ‘我们姐妹没有地方活了，收下我们吧！’为了这姐妹俩和全国出身不好的男女青少年，我值得去死。你们可以毁掉我，但无法毁掉我写的《出身论》。”

　　遇罗克的《出身论》，震动了中国大地，震动了最高层集体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，已经有人在想：应该解决这个大社会问题。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阶级斗争，需要留下这个大社会问题。中国社会的这个大问题，只有等他老人家去世后，才能解决。

　　1970年3月5日，在北京体育场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在围观的人群中，有一位将近30岁的女人，牵一位20多岁的妹妹，痛哭失声。她们是北京郊区的人，姐姐结婚两次，被丈夫赶走两次。妹妹也是大龄未婚女青年，至今没有人愿意娶她作妻。在执刑人员公事完毕，离开刑场后，围观的人们问这姐妹俩：

　　“你们哭得这么伤心，遇罗克是你们的亲戚吗？”

　　原来，这姐妹两人的祖父母，在上改时是地主，后来生病病死了。父亲算为地主的儿子，也早病死了。她们姐妹是地主的第三代，按照政府的政策，她们的成份仍然是地主。母亲嫁了贫农出身的生产小队队长，凭着继父的好成份，姐妹两人先后俱考进了初中，以后也先后考进了高中。高中毕业后，还先后考上了大学。进大学要经过严格的政审，政审人员认为她们的成份不能算继父贫农的成份，应该是地主。所以姐妹两人俱不能读大学，只有回到继父家当农民。继父是一位很厚道的农民，倒不嫌继女们的阶级敌人成份，。问题是大继女嫁出去以后，男方是国家工人成份，哪能永久接一个“地主”妻子呢？新婚半年就与她离了婚。后来，嫁一个远地的农民为妻。俗话说，不吵不闹，不成夫妻，那位成份好的农民一吵架，开口就骂妻子为“地主婆”。那位农民也感觉在生产队中，别人的妻子都是贫下中农的成份，或是中农的成份，只有他的妻子是地主成份。政府一来什么运动，他的一家人，在生产队里好像是敌人一边的人，因此，最终也与她离了婚。

　　妹妹在高中毕业后，眼见姐姐两次结婚的结局，她就下决心不结婚，要做一个老姑娘，要做一个独身主义的人。可是，两姐妹在继父这个生产队里当农民，政府不来运动尚好，一来了运动便不得了。1966年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，继父就只有让两继女出去自谋生路，到处流浪。妹妹今天携着姐姐来到遇罗克的刑场上，向围观的人群道：

　　“我不怕了，我要向大家讲遇罗克写的《出身论》，是同达尔文写的《进化论》一样，有大价值；同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一样，有大价值。请大家听着：遇罗克的思想突破了时代，是时代的先驱，是思想的先躯。”

　　这个老姑娘说的这些话，幸好人群将她当个有精神病的人看待，没有找她的麻烦。要知道这时候说这种话，便是反革命，要判死刑啊！姐姐连忙拉着妹妹，离开围观的人群，哭着帮助遇罗克的妹妹，收敛她哥哥的遗体。

　　1979年11月21日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昭雪，宣告“遇罗克无罪”；《出身论》收入了国家历史文献档案；历史书上将遇罗克称做思想解放的先驱。

　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，中国共产党里极有魄力的邓小平，从1979年1月起，摘掉所有地主富农的帽子，给以农村公社社员待遇。其子女、孙子女的成份，在农村从事劳动的一律为社员──农民；在共产党党内党外工作的一律为革命干部；在厂矿从事劳动的一律为工人。而且，从今之后，触犯法律的人，谁犯法谁受罚，不株连子女和三族。邓小平解决了中国这个大社会问题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曹树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997.4.